关于表面上看来似乎限制了司法权的陪审制度，实际上却在加强司法权的力量：而且，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没有人民分享法官权力的国家的法官强大有力。

（2）理性人类动物本质上是逻辑动物。到了周朝，法律对疑罪实行从赦原则。

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法条表述。一类是非形式逻辑学家。再说，无罪推定背后的论证模式就是诉诸无知论证，其中的推理模式显然是非必然的，无罪推定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就真的无罪，而是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推定他是无罪的。逻辑学家有两大类：一类是形式逻辑学家。法律论证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其语境敏感性，这种特性需要引入广义逻辑观即非形式逻辑理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从而为通过司法公正提供方法论指导。

但同样的证据，如果放在民事审判背景下，情况就会不一样，也正是基于这些证据，在民事审判时辛普森被判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论证者接受但目标听众不接受。界限不同，法律调整下的道德分布结果也不同。

所以，主张把不实施见义勇为、见死不救之类违背美德的行为施以法律制裁，甚至施以刑罚惩处，其出发点的善良愿望不难理解，但其结果的南辕北辙不能不考量。套用这句俗语，完全可说重赏之下，必有善行。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1]，以此类推，可以说吾未见好德如好利者、吾未见好德如好名者、吾未见好德如好权者……自古以来，美德就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因此，圣人谆谆教导当政者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对这种选择，法律既予以放任，还给予保证。

哲学博士（山东大学，2004年），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什么专利制度的创生，能够大大调动科学家的创造热情，并进而推动世界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社会，再从工商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缘由无它，是因为专利制度必然蕴含的利益激励机制，刺激了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创造中的热情——只要有科学发明，就有更丰厚的物质报偿和更体面的隆誉享有。

对此，仅仅予以放任，似乎有些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因禁止这个词，只表述了不得或不作为，忘却了必须或作为。扩大义务道德的范围，意味着对权利选择的限缩。命令性调整针对义务所规范的作为或不作为，作为以必须这一强制性的词汇为指令，而不作为以不得这一禁止性的词汇为指令。

倘若各级政府能像奖励奥运奖牌得主那样奖励善行美德，不难想见，人世的美德将只能丰增，不能衰减。其中义务的调整方式为命令和制裁。不论对劳力者，还是劳心者……利益激励，无论是精神的表彰，还是物质的刺激，其作用都是巨大的。如上选择，境界高低判然有别，但法律对之一概放任，悉由主体自主选择。

因此，该格言在权利的美德观看来，只是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并未了然或深入以权利为轴核的现代法律之实质。所以，只要在权利的范畴，主体无论如何选择，都在法律允诺之列。

这一过程，既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能够胜任愉快的，更不是借助法律义务和命令能够强制推销的。一部中国学术史，可概言为道德学术史。

[7] 以往的表述是：凡法律未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既然法律不能以命令或者制裁来调整美德，但又强调法律可以调整美德，那法律又通过何种方式可以通达美德之境呢？在前文的叙述中，读者不难发现笔者的基本观点：即通过放任性选择和奖赏性激励，调动人们对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在实践形态上，美德的暴政远甚于一般的暴政，因为它自始就以美德迷惑世人，同时也只能以更加高压的措施执行本来违反普通人好利恶害本性的美德。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会调动那么多人的竞争热情？因为竞争领先者必然会得到物质报偿和精神鼓励。【作者简介】谢晖，1964年生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法学学士（西北政法学院，1985年）。不论对乡村野老、还是对庙堂精英。

它只是论者们不自觉地支持了一种美德的暴政，而不是推销普遍的美德。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就是教民们弘扬并践行美德的基本行为。

特别是一审判处彭宇败诉后，有些论者甚至以为：在责任混沌不清状态下，哪怕牺牲受害者利益，也要设法挽救已呈颓势的社会美德。对于社会美德（圣人道德），法律拿来奖励方式予以补偿。

尤需强调的是对美德行为的奖励，应经常化为国家或政府行为，就如对违法行为的制裁，被经常化为国家或政府行为一样。如上说明也自然意味着：法律对社会美德的调整，不能依循命令，一旦美德被结构在命令中，美德便退化为义务道德，从而不再拥有美德的属性，兼之美德本应属于人们自由选择之域，一旦美德被强制执行，不但妨碍了美德的应有品味，更影响了自由之为美德。

而权利的调整方式为放任和奖励。显然，这是命令性调整的一种引申，是对法律义务的一种加固，是通过对悖反义务的行为加诸额外的负担，以修复法律正义、并警告和预防行为人的调整措施。在此情此景下，一面是社会对美德之渴求，一面是社会成员普遍连底线道德也不能践行，更遑论什么社会美德了。至于对美德行为者，是否接受奖励，仍属其权利范畴，他们可以接受奖励，可以放弃奖励，也可以接受奖励后转赠他人（特别对物质奖励而言）。

然而，在权利选择中，有些人选择利人利己的交换道德，有些人选择利己未必利人的自我道德，有些人选择损己利人的利他道德（至于损人利己，已逸出权利范畴，触犯法律的禁止性命令，归入惩罚性调整之列）。如此理解，则自然把美德也结构、通融在法律的调整中。

他者越俎代庖，自由福音不再。反之，如果把法律置诸德性框架下进行考量，并表达社会的德性主张和德性需要，法律自然会俘获人心，它不但能解决主体交往行为的依归问题，而且也能够实现主体价值的归宿问题。

对于中民道德或者权利选择，法律借助放任方式予以调整。更多的美德选择者，看重的是善有善报，而不是善反恶报。

奖励性调整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在权利选择中，选择了利人损己、先人后己的高尚道德行为。同理，加大制裁调整的范围，意味着对奖励调整的限缩。由上述法律调整方式的一般论述，可知现代法律在调整中对道德的全方位包容：对于底线道德或者义务道德，法律通过命令方式予以规范。这意味着对美德行为的奖励必须法律化、程序化和经常化。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民间法研究所所长。即便是一个最孱弱的国家，所领有的权力也是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以国家名义或义务体系强制推销高尚道德，充其量，只是对当权者道德取向的一种强制推销，即使在出发点上，行为者有推进社会风尚崇高化的良好愿望，但其结果必然是美德的暴政。

在这个意义上，才会为人们依循法律、信仰法律找到真正理由，才能使法律由外在规范升华为内在规范。遵从对美德的放任性选择和奖励性调整，既能克服美德的暴政，也可推助权利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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